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里，是 “贞观之治” 的开创者。
他虚心纳谏，轻徭薄赋，开创了大唐盛世，是千古一帝的典范。
可在香港，不少人的认知里，李世民却是另一副模样。
有香港网友在论坛发帖：“课本里的李世民，杀兄逼父，篡改国史，十足的暴君。”
这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让很多人感到困惑。
李世民的风评为何在香港呈现两极？教科书里的负面评价，又源于何处？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一千四百多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
公元 626 年 7 月 2 日，长安玄武门。
李世民率领等心腹，埋伏在宫门之内。
当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骑马入宫时，伏兵四起，箭矢如雨。
李世民亲手射杀李建成，尉迟敬德斩杀李元吉。
随后，他派尉迟敬德带兵闯入皇宫，逼迫父亲李渊立自己为太子。
两个月后，李渊禅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
这场 “”，是李世民一生无法抹去的污点。
在儒家伦理中，“弑兄、杀弟、逼父” 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在《唐鉴》中直言：“太宗之罪著矣。”
南宋朱熹更是批判：“唐有天下，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盖其源出于太宗。”
这种基于伦理道德的批判，成为香港评价李世民的重要基调。
香港的历史教育，深受西方史学视角和传统儒家伦理影响。
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对李世民的描述，往往聚焦于玄武门之变的残酷。
课本会详细讲述他如何策划政变，如何杀戮兄弟，如何逼迫父亲。
对于，虽有提及，但笔墨不多，且常伴随着 “为掩盖罪行而刻意为之” 的解读。
这种叙事逻辑，与香港的历史教育理念密切相关。
香港的历史教材，更注重个体道德评价和历史事件的批判性思考。
他们认为，评价一个君主，不能只看其政绩，更要审视其个人品行。
李世民的 “贞观之治” 再辉煌，也不能掩盖其夺权过程中的血腥与残忍。
反观大陆的历史教科书，更强调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和对时代的推动作用。
教材会重点讲述李世民如何吸取隋亡教训，如何任用魏征等贤臣，如何开创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盛世。
对于玄武门之变，会解释为 “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弱化其道德层面的批判。
这种差异，本质上是历史评价视角的不同。
除了伦理批判，李世民篡改国史的争议，也成为香港教科书负面评价的重要依据。
根据央视网的考证，李世民登基后，曾多次违例要求查看国史和起居注。
他给出的理由是 “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实则是为了掩盖玄武门之变的真相。
在他的授意下，史官们修改了《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
史书将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归到李世民身上，把李渊描绘成被动参与的角色。
同时，竭力抹杀太子李建成的功绩，将其刻画成平庸无能、嫉妒贤能的小人。
这种 “自导自演” 的修史行为，被香港学界视为 “失信于历史”。
香港中文大学的历史教授曾在课堂上直言：“一个连历史都敢篡改的君主，其所谓的‘贤明’，难免让人怀疑是刻意营造的假象。”
这种对历史真实性的执着，让香港学界对李世民的评价更为严苛。
此外，香港的多元文化环境，也让对李世民的评价更加复杂。
香港作为国际化都市，西方的人权、民主理念深入人心。
在西方史学视角下，李世民的 “专制皇权” 被视为落后的象征。
他的 “虚心纳谏”，被解读为 “为了巩固统治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非真正尊重不同意见。
这种视角下，李世民的 “贤明” 被打上了引号。
而大陆的历史评价，更注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推动作用。
贞观之治时期，唐朝的疆域不断扩大，民族关系和谐，文化繁荣昌盛。
这些成就，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陆的教科书认为，李世民的历史功绩远远大于其个人品行上的瑕疵。
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历史评价标准的不同。
不过，香港对李世民的评价，也并非一味负面。
在一些学术研究中，香港学者也会客观肯定李世民的历史功绩。
他们承认，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李世民的治国理念和政策，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在基础教育阶段，为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教科书往往会突出其负面形象。
这种 “先破后立” 的教育方式，让很多香港学生对李世民的第一印象，就是 “弑兄逼父的暴君”。
而大陆的基础教育，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认同感。
李世民作为大唐盛世的开创者，被塑造成正面的历史人物，成为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
这种教育目标的差异，也导致了对李世民评价的两极分化。
要客观评价李世民，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李渊父子趁势起兵，建立唐朝。
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平定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但按照封建宗法制度，李建成作为长子，理应继承皇位。
李世民功高震主，与李建成之间的权力斗争，在所难免。
玄武门之变，虽然残酷，但也是封建王朝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
我们不能用现代的道德标准，去苛求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李世民篡改国史、杀戮兄弟的事实。
这些行为，违背了基本的人伦道德，给历史留下了污点。
评价李世民，应该坚持辩证的观点，既要看到他的历史功绩，也要正视他的历史过错。
香港教科书的负面评价，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它过分强调李世民的个人品行，而忽视了其对历史发展的巨大贡献。
而大陆教科书的正面评价，虽然肯定了其历史功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其个人品行上的瑕疵。
这种片面性，都是由于历史教育的目标和视角不同造成的。
事实上，自宋代以来，史学家对李世民的评价就存在争议。
北宋的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中，既赞叹 “盛哉，太宗之烈也”，又批评其 “好大喜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既肯定其 “贞观之治” 的成就，又指责其 “不顾亲”、“不知义”。
这种争议，反映了李世民这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他既是开创盛世的贤君，也是权力斗争的暴君；既是虚心纳谏的明君，也是篡改国史的昏君。
这种复杂性，正是历史人物的魅力所在。
在今天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历史资料和不同的史学观点。
对于李世民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不应该局限于教科书的单一评价。
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史书、学术论文、历史纪录片等多种途径，全面了解其生平事迹和历史背景。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己客观、全面的评价。
香港风评与大陆评价的差异，也提醒我们：历史评价是多元的，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
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教育目标，都会导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同。
这种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固步自封，拒绝接受不同的观点。
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历史评价的差异，通过交流和沟通，增进对历史的理解。
李世民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之一，他的故事还将继续被后人讨论和解读。
无论是香港教科书的负面评价，还是大陆教科书的正面评价，都只是历史评价的一个侧面。
真正的历史，远比教科书上的描述更为复杂、更为精彩。
我们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更是为了借鉴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
李世民的贞观之治，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治国经验；他的权力斗争，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最后，我们应该记住：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既照见了光明，也照见了黑暗；既照见了伟大，也照见了渺小。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非黑即白，不能简单地贴上 “好人” 或 “坏人” 的标签。
我们应该以辩证的思维、历史的眼光，客观、全面地看待每一个历史人物，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这，才是历史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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